柔性电缆

依照管辖权与可受理性的区分论，禁止重复仲裁的内涵在于，禁止当事人在后案中再次向仲裁庭请求解决相同纠纷，当某一纠纷被重复受理之时，仲裁庭对该纠纷的管辖权并无瑕疵，而是针对该纠纷本身不应当再次受理。

参见何兵：《城管追逐与摊贩抵抗：摊贩管理中的利益冲突与法律调整》，《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第161页。在郑州7·20灾害调查中，调查组负责人所提出的第三个区分开来，即把法规标准缺失与职责任务安全规定不落实区分开来，其中的法规标准指的就是各种用于细化行政职责的文本。

至于人员为何不足，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编制不足，也可能是缺乏经费，还可能是因职业危险性太高而应聘者寡或辞职者众。[42]参见赖诗攀：《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3年第2期，第26页。这种做法的正当性无法通过行政法上一般性的职务协助获得解释。[4]但是，上述前提并不可靠，行政目标与行政能力明显不匹配的情况，即不对称的行政任务，在法律上广泛存在。当行政机关承担的任务艰巨又面临问责压力时，就会发展出五花八门的避责策略，[41]如隐瞒信息。

只有在面临一些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或者长远性的行政任务时，才需要通过决策来选择方案。那么，这些强人所难的不对称行政任务是如何进入法律的呢？ 第一，有些行政任务属于国家的核心职能，政府履行这些职能的结果攸关其正当性，比如为国民提供基本安全保障。又如，在武俊生、肖军、史纯敏等7人与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土地行政管理案⑩中，市国土规划局作出的国有建设用地批复行为系阶段性行政行为，该行为本身所产生的法律效果能够被最终的撤迁许可行为所吸收，因此法院认为，只需对最终行政行为予以审查，并由此提出一项成熟性标准，即通常只有行为对外产生实质性影响和法律效果，才能允许进行司法审查，以此避免法院过早陷入与相对人的争议之中，妨碍法院的中立地位。

(50)综上，关联行政行为的概念在学界中尚存在着很大争议，出于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权利的目的，笔者认为应当将上述标准全部纳入关联性的表现形式中，即只要先后行为符合上述要件之一者，可以被判定二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而完全公定力理论则主张，无论行政行为存在着什么样的瑕疵，在被消灭前都具有公定力。但是在缺乏相关司法审判经验的前提下，继续沿用此项标准，将会面临诸多理论上的困扰，例如，如何明确重大与明显的司法审查界限？此项标准是否意味着一般违法行为能够被法院所默许？(4)实质性审查标准。其次，正是因为对关联行政行为的审查是嵌套于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中进行的，那么对于两种行为的适法性要求，应当采取标准统一、内容一致的判断规则，才最有利于全面掌握案件事实，对后续行为合法性作出客观、公正的认定，从而在最大限度内保障相对人权利。

由此便将形式审查的范围限定在是否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情形的限度内。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27条虽然规定了法院可以合并审理的共同诉讼情形，但其只局限于同一行政行为或同类行政行为，难以涵盖本文所讨论的先行行为。

(44)然而这样的期限规定却是以忽视行政行为的性质差异为代价的。(4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法发[2009]第54号，2009年11月9日发布。但是，应当在多大限度内将先行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现行行政法规范并未确立起统一化的适用标准。此种审查模式可能导致先行行为超过起诉期限以及增加当事人诉累等不利后果。

上述法院无疑是在尊重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之下开辟出了违法性继承理论的生长空间。法院时常援引该条款，以诉讼请求不明确为由驳回案件当事人的起诉。原因在于，违法性继承问题源自德、日法理，因此，多数学者遵循德、日行政法通论，提出被当事人诉请审查的先行行为，应当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由此导致行政审判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司法的严肃性与公信力。

而在该理论支撑下的司法审判模式，通常也只静态、定点地将行政过程末端的行政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割裂了各关联行为之间在效力构成或合法性证成方面的连续性。在上述行政行为尚存续的情况下，原告认为被告作出该征收行为的事实依据错误，导致房屋征收决定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

(37)陈红、徐风烈：《行政诉讼中前置行政行为之审查探析》，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61页。(25)就我国司法判例实践来看，法院以绝对公定力理论为由阻断违法性继承理论的情形居多，先行行政行为在未经有权机关以及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其效力以前，因具有公定力而被推定为合法有效。

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8页。(19)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渝一中法行终字第348号行政判决书。另外，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的事实及法律变化，原本属于行政机关的裁量范畴。另有学者从原告利益保护与诉讼经济原则立论，认为当行政争讼对象具有持续性效力时，虽不能因为行政行为作出后的事实及法律变化影响对该行为作出时的合法性确认，但倘若因持续发生的事实导致原行政行为丧失其合法性依据或因法律政策的调整致使该行政行为再无持续的必要时，应当及时将原行政行为予以废止。(22)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沪行终23号行政判决书。随着行政任务的持续更新，行政现实的急剧变化以及政府角色的重新塑造，行政效能的发挥愈发依赖于多个行政部门相互配合、多种行政手段交互并用。

在这一系列环节中，每一个环节必须是合法的，如果某一个环节不合法，将会导致该行政许可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其次，在司法审查的时点择取上，应当将违法性继承的裁判基准时予以明示，以期缓和对当事人权利保障与行政机关职权分立之间的内在冲突。

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作为一个复合行政行为，需要经过相关职能部门分别审批、许可方能进行。4.先行行为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 在黄兆荫与南宁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房屋拆迁行政裁决案(16)中，先行行为是房屋拆迁许可决定，被诉行政行为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裁决，该案中，原告认为房屋拆迁许可决定存在效力性瑕疵。

1.受案范围立法模式压缩了法院审查先行行为的可能性空间 受案范围直接关系司法监督行政的强度和保障公民权益的力度，甚至早已被行政法学界视作是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核心症结和改革的中心任务。另外还有类似如皋案所提出的司法审查准入标准，需以发生连动完成的行政活动为前提。

(二)审查先行行为的理据：违法性继承的审查方法与标准 在承认违法性继承思路的相关个案中，各地法院所采用的审判标准与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处理方法也不一定完全合理，却为我们反思、发现问题症结和瓶颈难点提供了资料。在上述个案中，法院除了承认被诉后续行为对先行行为实体性瑕疵的继承外，还特别强调继承程序性瑕疵的重要意义。4.基于法安定性原则 人类制定法律规范以约束群体生活，其目的不外乎是建立持续、稳定的秩序，安定思想(Sicherheitsgedanken)是所有人类能力和现代文明发展的源泉，(31)尤其是当人类生活秩序发展到主要是基于由法律所构筑的秩序组成时，人们对于秩序安定性的需要，便逐渐演变为对法律安定性的追求。(35)参见姜明安、皮纯协主编：《行政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多主体参与、多阶段程序并行逐渐成为行政机关日常行政的常态，各行政主体及其行为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我国行政诉讼审查标准仅为单一的合法性审查标准。

对任何外生制度的引介都必得与我国的司法语境相嵌合，而就我国现行诉讼体制而言，照搬德、日法上的经验可能并非明智之举。(二)司法审查的技术性构造暂付阙如 违法性继承司法审查规则的两项核心构成是，能否审查以及如何审查先行行为合法性的问题。

然而在涉及违法性继承问题的诉讼中，先行行为机关往往并非本诉行政行为的作出主体，给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制造了难度。(55)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后续行为的争讼中，附带审查先行行为时，应当采用何种审查标准？ 1.先后行为是否采用同一审查标准 在前述诸多案例中，当非诉具体行政行为遁入本诉，部分法院不会对其合法性做出评价。

(39)参见闫尔宝：《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与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第23卷第4期，第16-17页。(16)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南市行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二则是指主观目的上的相关性，主张前后行为必得以发生同一法律效果为目的。第29条规定了可以参加诉讼的第三人，该条款在对第三人资格的规定事项之中，除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这一旧有表述外，又增加了但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限定语，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民告官的现实制度定位，所谓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仅仅是指向了行政程序中的行政相对人。

(65) (2)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因特殊情况耽误起诉的当事人，可以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参见解志勇：《行政法院：行政诉讼困境的破局之策》，载《政法论坛》第32卷第1期，第132页。

而对于那些愿意积极承认违法性继承的法院而言，却时常因缺乏统一的司法审查规则而陷入无从下判的尴尬境地。(一)拒绝审查先行行为的理据：违法性继承司法适用标准的反向型构 学界将违法性继承问题划分为下列四种情形，其中最广义的违法性继承是指在后续行政行为的撤销诉讼中，主张先行行政行为违法，请求撤销后续行政行为，对于先行行为是否属于受案范围，在所不问。

这就使得实践中的连环诉讼案结事不了与程序空转问题难以解决，也造成法律责任分担的不公。此外，对于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审查先行行为合法性的问题，不同法院在审查方式、审查程度、审查效果以及判决方式方面，形成了至少四种截然不同的审查思路，如另案审查、有限审查、全面审查以及作为附属证据审查等。